解剖上市实例

东京，1994年3月的一天，孙氏父子做出了改变公司经营方向的决定。围绕富士摄影器材有限公司的公开上市问题，孙建业和儿子孙大伦已经论证了好几个月。这家以香港为基地，从事摄影产品推销业务的公司是孙建业在1968年创立的。
　　公开上市的想法酝酿了十年，但最近一年才进行实质性思考。经过无数次讨论，两人一致认为，通过首次公开发行新股（IPO）改组家族企业，是恢复公司生气，迎接中国市场挑战的一条路子。
　　决心
　　25年来，孙建业和孙大伦已在竞争激烈的摄影产品分销市场上占据了主导份额，这是该公司的主要业务。仅他们一家的分销网已使富士胶卷在香港和中国市场处于主导地位，超过了主要对手柯达。1993年，该公司占香港、澳门市场的50％，中国市场的48％。
　　期间，他们在香港、澳门建起了拥有368家零售店的分销网，专用富士相纸和化学液，即著名的富士彩色专场店计划，这是他们在分销中的王牌。
　　但是，尽管他们在中国已依靠一步（占总营业额的68％），孙氏父子仍感到触及冰山一角，因为胶卷销售停留在每百我每年才5.3卷，而日本是230卷，美国则是350卷，差距甚远。
　　过去两年，他们在中国的收入已停止增长。要扩大市场，就需要改进分销系统，在中国建立一系列合资公司，以及套用香港模式建立富士彩色专场店计划。
　　公开上市一方面可以筹措所需资金，但同样重要的是，股东对收入不断增长的要求，可望成为重建公司的动力。
　　孙大伦说："我们面临一个抉择。我们本可以说钱赚够了，该收山了，但看到中国飞速发展的前景，看到它正处经济繁荣的关头，就决定抓住它。所以我和父亲飞去了东京。"
　　富士公司总部座落在东京繁华的六本木区，多年来孙建业是这里的常各，常与富士董事长大西实先生会面。
　　但这次会面非同寻常。这家香港公司推销的胶卷和摄影产品有98％来自富士，很明显，没有这家日本摄影产品巨头的支持，一切都无从谈起。
　　实际上，孙建业无需担心，大西实深知，这位香港分销商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和证券市场对他的约束，对富士只有好处。况且也有先例可循，富士在印度尼西亚的分销商P.T. Modern就已经在雅加达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了。
　　所以大西实说："这样一来，你们得比以前更努力工作，因为你们要面对股东了。"
　　每一项业务都有其决定性的时刻，对通过公开发行脱胎而来的中港照相器材集团有限公司来说，东京会晤显然属于这种时刻。
　　准备
　　有了富士的支持，又符合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标准，艰巨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摆在孙大伦和他年轻的经理队伍面前的，是用六个月的时间完成挂牌前繁琐的准备工作，再用三个月时间，学习挂牌亮相后公众公司的规矩。
　　绝大多数新上市公司至少需做一年准备。孙氏父子只给自己不到六个月时间，因为他们想根据香港证券交易规则，使用1994年3月的财务结果。
　　孙大伦在集合队伍方面分秒必争。他委托获多利财务顾问有限公司（现汇丰企业财务有限公司）为发行保荐人，委托 士打律师行为法律顾问，公司现有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上市的会计工作。
　　准备上市发起书所涉及的文件数量之多，出乎他的意料。每一项声明都须经过这支队伍的每个成员核实，这必然导致大量的无效劳动，孙大伦感到其中的一些工作是上市制度的弊端，这些事情又额外吞噬了管理队伍的大量时间，生出许多专业费用。
　　此外，有些必需的证明材料档案里没有。孙大伦说，"比如，我们要证实自己是香港首家推广多种型号胶卷的公司，为些我们只得从旧报纸上收罗广告以资证明。"
　　中港照相器材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座落在香港的卫星城荃湾工业区，员工们日夜加班准备这些材料。然而，由于证券交易的规则要求，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些繁重的工作，这在公司内部滋生了某种不安定感，因为作为一个公司，最好采用公开化管理。
　　直到宣布上市那天，总部的200名员工齐集在公司的培训室，才被告知这一重建公司的计划。
公司员工购买了10％的公众股票，孙大伦说："宣布公开发行后，我们认为大家应该分享信息，集中思想。我们一贯主张员工更多参与，使他们感到自己是公司大家庭中的一员。"
　　然而，由于上市工作极为仓促，失误在所难免。孙大伦尤其是感到他和他的管理队伍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做准备，解答投资团体和金融媒介关注的问题。
　　孙大伦说："在与新闻媒介、投资机构和基金经理打交道方面，我们没有一点经验。我懂自怎样搞好我的经营，便不善于理解他们关心什么。新闻媒介提出的一些问题很浅显。他们关心的一些事情在我们看来一目了然，根本不成问题。"
　　"回顾起来，由于我们是香港上市市场唯一的这种类型的公司，许多人对这一行不了解，所以我们本应该在解释工作上花更多时间，现在我们能做得好一些。"
　　香港丽嘉酒店的底层宴会厅，是举办投资推介会的热门场所，因为它离城内绝大多数经纪公司和基金管理办公室近在咫尺。那天，中港照相集团有限公司的推介会虽然盛况空前，但反响平平，只有一个人提出问题。
　　上市前的媒体报道更令人沮丧，经过1993年到1994年上半年的过滥上市后，香港市场对公开发行日益厌倦。反映在媒体报道上，他们穷纠公司单一供货渠道，并基于前三年的利润停滞不前，认定发展潜力有限。
　　中港照相器材集团有限公司的股票在1994年9月19日挂牌，股本总额为18亿港无（2.38亿美元）。开市当天，股价从1.8港元（0.23美元）滑至1.53美元（0.19美元），10月中旬更跌到最低价1.34港元（0.17美元）。
　　上市之后
　　挂牌后，公司开始了公开发行过程的第二阶段工作：与投资团体打交道，展示推动业务发展的因素。公司决定向主要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可信而连贯的信息，将自己与香港市场其它新上市公司区别开来。
　　它委托一家企业事务顾问公司，帮助策划宣传战略。还准备了一个幻灯推介会和其它一些宣传材料，来宣传公司。目标是通过集中宣传公司赖以超越对手的管理和营销长处，在公众中树立信心。对于一个过去只懂推介产品而不会推销自己的公司，这是崭新的一步。
　　高诚证券在证券投资方面独树一帜，专门发掘股价偏低的二线股的投资潜力。在接受中港照相的委托之后，它很快就在日本为该公司展开了宣传攻势。10月份，公众对证券的兴趣重又抬头，但公司发展业绩的证明，却要等到12月份，即其作为公众公司的第一份中期财务报告面世。
　　孙大伦在中国会所为金融分析家举办了非正式午餐会，席间他宣布预期利润增长可达38％。
　　先前对此次发行看法苛刻的《南华早报》，在第二天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最近的许多发行都是毫无价值的垃圾，理所当然地被市场无情地抛弃了。其它一些（如中港照相）则一度无辜爱到牵连。"《南华早报》和《亚洲华尔街日报》都把报道的焦点集中到了公司在管理上的长处及其在中国市场的广阔潜力。
　　1995年1月中旬，股市复苏，恒生指数比公司挂牌上市劲升了20％。此时距于富士公司的东京会晤已经过去九个多月，孙氏家族的摄影产品分销公司终于成为一家公众公司。到1994年12月，已有234家零售店签约，成为"富士彩色专场店计划"的成员，提前完成了在中国扩展分销网的计划。得益于在中国的强劲增长，1994年全年销售额达9670万港元，比上年增长27％。
　　而对孙大伦而言，公司内部员工态度的变化与股票的表现一样非常令人振奋。"现在我们的目标更加明确了。以前，人们只关心年终，而现在，他们关心每个月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