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受众文化心理研究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历史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敲敲打打的手工制造被精准迅捷的流水线取代，庞大繁杂的项目被一支支干练、专业的队伍肢解，新的行业不断涌现，新的专业层出不穷，就连饺子皮都有专门的人员为你制作。
360行的分工已是历史。专业化已成为新的时代发展需求，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
　　 在传播学家的眼中，“人之所以为人”从传播起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传播史。从结绳记事到语言的出现再到文字的产生（高级的编码符号），在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之中，传播着历史、传承着文化与文明。在漫长的传播进程中，就传播的“传者，受者，传播径”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而言，至少，我们有这样两种启示：其一，是由早期的以“口口相传”为主的人际传播，到以传播手段新颖，传播渠道丰富为传播优势的电子媒体时代，再到以受众为主导，强调贴近性的今天，传播经历了一个由小众到大众，由传者到传播途径再到受众的发展过程。其二，是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诞生和文化观念的形成都会给这个社会带来积极的进步甚至是巨大的变革，传播领域也不例外。印刷术的发明成就了纸媒体，而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文盲也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接受传播。事实上，任何一场重大的文化思潮，在通过媒体传播向世界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媒体自身。其中人本主义思想是近些年来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文化思想。反映在传播领域上，便是直接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方式。
　　 从以上两个启示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科学技术层面上还是文化理念上，今天的传播无可否认地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受众为中心的新时代，也就是说作为大众传播的传者在新的传播形势下，需要对我们的受众进行一番新的动态性的考量、研究。就广播电视行业而言，受众的心理需求，以及带来心理变化的文化动因是进入这一行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
　　 一、传播是以受众为中心的
　　 以受众为中心只是媒体成熟化的一个表现，而并不是说，它是不同阶段中的侧重点。事实上，受众作为传播活动的终端，其心理与兴趣的变化从来就影响着传播活动本身，而且受众接受传播成效也成了检验传播活动成果的唯一标准。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也就是“文革”前，当时的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身）在对外广播上，将那些对我国了解不多，有些疑虑，但又对东方文化充满兴趣的受众（政治上的中间分子），作为自己的传播对象，以东方文化，中华文明为主要的传播内容，收到了较为有效的传播效果。听众来信不断攀升，最高时，一年将近30万封。然而，进入到“文革”时期，受“左”的思潮影响，把“马克思主义左派”作为自己的主要受众，以政治宣传为主，从而失去了许多受众。听众来信也一路骤跌至2万封以下。
　　 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媒体在传播中，对于受众的定位和沟通上是有过波折，走过弯路的。步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我国的各项事业如沐春风，传播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视的发展速度更是一日千里。然而，就传播的效果来看，并不象它的速度那样叫人欢喜，这大约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我们的传播受内部体制政治化程度较高的影响。比如：过分地强调社会的某一侧面，而缺乏对于社会全方位的展示，这影响了受众的求真心理。传播方式上仍以突出教育性为主，缺乏个性化（尽管近几年，许多媒体在这一点上作了很大的改善）。二是对于受众的研究却始终处于一种依托传统经验下的落后和“察己可知人”式的原始方式。有些媒体仍使用着一种叫“拍脑袋”式方法，来决定我国受众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需求，往往脱离实际情况、脱离受众需求，这与开篇所述的专业化时代实在相去甚远。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我们的传播是建构在政治体制下的单一价值观（这一点在新闻报道中尤为突出）。对于不同的受众群均采用一致的，无差别的，缺乏针对性的传播。当然，受众并不一定买帐，久而久之便会在受众中产生出一种怀疑态度，甚至是一种逆反的心理。随之而来的是，媒体自身的公信力也会受到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说，媒体是社会的代言人。如此一来，后果可想而知。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都是无可厚非的。为稳定社会大局，坚持正面报道，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需的。但对于普通的受众来说，就象是在交易市场，只有看了，比较了之后，才知道这自卖自夸的“王婆”原来也是可以卖物美价廉的好瓜的！
　　 事实就是这样，满足受众“求真”、“求知”的心理，受众才会信任这个“代言人”，进而信任我们的社会。这样的传播也才是有价值的传播。对于这一点，我们总是疑虑受众对于不同信息的承受力和辨别力，实质是对自身的不自信。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我国曾引进过一部美国大片叫《真实的谎言》。不愧这大片的名头，一上映便红了个半边天，冷寂多年的影院也重新热闹起来。与我一起凑这个“热闹”的朋友中，有一位认为这是一个鬼话连篇的把戏，哄着观众玩的，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然而，在影院里，不说，不笑，全神贯注的人中，就有这位老兄。走出影院后，被大家嘻笑的这位老兄由衷地感叹了一句：这真是一个“真实的谎言”。
　　 其实，那位老兄说的并没有错，这的确是一部哄着观众玩的影片，而且不止这一部，许多美国大片走的都是这个路子，但又如何让人家感叹这是一部真实的谎言呢？认真解读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的奥妙。
　　 这类影片，开篇之始编导们便向你扯下了一个弥天大谎。你自然不信，全当是在消遣。可接下来在影片的故事构成，情节设计，逻辑推理以及情感渲染上，编导演却来了个180°的大转变，扳起面孔，真打实干，力求让每一个细节都极为真实。这一个个真实的细节，犹如一个个挂在你身上的小勾，不由你不进入这“荒唐”的世界。也就是说，当你相信了一个个局部的细节后，接受它的全部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尽管你会醒过神来，但皇帝的新衣已经在你的眼前，一针一线地完成了。这的确是高妙的传播技巧，更是高级的传播理念，它完全抓住了受众的心理，一拳将其击倒，然后是潇洒地“胜利大逃亡”，等待着下次卷土再来。
　　 与之相比，我们的影视传播恰恰是南辕北辙。一样的故事（甚至是真实的人物情节），在我们许多编导手中经常被拿捏得走了型（电视剧尤为突出）。这一类的影视剧通常都是严肃认真的面孔。但这之下，不是无病呻吟的矫情，就是虚应故事的俗套，再不就干脆把受众当作傻子，陶醉在自问自答的快乐中。这种影视剧有一个共通的弊病：细节上的失真。不论是新闻还是影视剧，它们传播的都应该是对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的一种客观描述。因此对于受众来说，他们无法接受那些经不起推敲或无法理解的虚假细节，自然对于这样的影视剧不买帐也是情理之中。
　　 一个兜售的是，用真实（或是逼真）的细节来建构而成的虚拟世界，而另一个因虚假的细节，则几乎可以毁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前后一比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缺乏的不仅是先进的传播技术，传播观念的落后才是其中的根本问题。难怪当我国某位导演对着《泰坦尼克》感叹我们的电影就是缺钱后，便立刻遭到一些业内人士的撰文批评，其中有一篇就叫“给你十亿也白搭”。我想这其中的道理是再明白不过了。
　　 事实上，我们的许多传播非但不能在传播终端——受众中产生共鸣，甚至造成厌恶的逆反心理，这不但会损害我们的传播事业，也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改变我们的传播观念，了解受众的心理状态，是取得良好传播的前提。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后，我们的传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最大可能地获得受众的认可。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受众的心理状态后，我们才能了解受众的信息兴趣和信息需求，进而改变我们的报道方针和传播形式，以使我们的传播价值最大化。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媒体在国际传媒中寻找到发展的空间。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以及逐渐显现出的全球化浪潮下，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受众的文化心理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
　　 二、儒学与我国电视受众的承受型内向心理
　　 任何一种心理模式都存在于一种文化根源。对于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泱泱中华来说，传播之广，影响之深的文化思想莫过于儒学了。
　　 自从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家学说对中国人的影响几乎从未中断。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明清时期，它更是作为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而深深地渗透到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等文化思想里，对我国的民族精神，历史形态乃至风俗习惯都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家学说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而且两千多年来的发展还使它内化为一种人文品格，深深地积淀于我们的民族血脉之中。虽然时过境迁，儒家文化已经成为过去，但无论我们在哪也无论我们对它采取怎样的态度，我们都无法否认，今天的我们在思维方式和形为方式上，都留有儒家思想的烙樱产生于社会动荡，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但高瞻远瞩地重塑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社会树立起了道德观和价值观，并且影响至今。这其中既有自强不息，吃苦耐劳，倔强坚毅，真诚质朴，谦逊乐观的品质，也有因循守旧，忽视个体，压抑本性，自大且自卑（鸦片战争后而形成）的心理态势。尤其是历朝历代的大儒们在不断地阐述，引申中儒学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和异化。
　　 正如《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一样：儒者柔也。柔便是“柔和、柔顺、阴柔”等意思。以文制武，以柔克刚这种儒学思想或可成就贞观之治这样的宏大伟业，但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却造就了一种承受型的心理，他们被动地接受着社会，对于许多违心之事也可忍耐，甚至是逆来顺受，鲜有主张。这种主动承受与被动接受，被“柔”的思想巧妙地统一在了农耕文明下的艰苦劳作之中。手把锄镐的老农们以苦为乐，守住规矩便是天大的福了。
　　 守住规矩，就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孔子对弟子们的要求，更是封建帝王对民众的希望。半封闭的心理态势也就这样形成了。人们高高地筑起院墙，大门里还需立个影壁，生怕走入一些不相干的事物，防的便是那些不速之客。虽然平日里人们也可在酒馆、茶肆里听新闻，讲故事，但内心却始终固守着那份早已确定了尺码的精神家园，不能动遥“不成规矩，何以成方圆”，在陌生事物的面前，我们通常是这样的心态。不容你比较，也无需你思辨，先入为主的依然是这“规矩”。
“守规矩”是我们民族心理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在这一心理影响下，人们只愿接受符合自己价值规范的循规蹈矩的事物（至少这种“规矩”是被看作正根本源的）。与此一脉相承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内向型心理。
　　 儒家柔和的处世之风和贯穿于“仁”概念的谦和忍让，友善相帮极其符合当时农耕文明下的小农经济，更满足于封建帝王在民众管理上的口味。遂在不断承袭，世代加强中也培养出了东方文明所特有的谦逊内敛，含蓄深沉的带有地域和宗族色彩的心理特征。然而，谦逊下不免难有竞争；内敛后可能缺乏个性；含蓄里有时不善表白；深沉中也许平服了激情。当有人喊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口号时，这一切变成了真实而又无法逃避的现实。不讲个性，也不求创新是那个时代极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就这样，人们在缺失了自我，牺牲了个性的前提下，又在自己的田园里平静地生活了近一千年。
　　 或许是习惯成自然，在半封闭的心理状态下，渐渐地我们的先人们养成了“察人可以知己，察己可以知人”的推测作为自己与世界的沟通方式（并且代代相传，至今仍是某些人的一种处世方法）。这本是一些聪明人的机灵招法，并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如果将其放之四海，它的主观臆断性便会带来不小的危害。最严重的结果是造就了自以为是的心态。认为天下莫过于此，世人莫过于斯。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自大、自满的心理。当然这种“自大”被后从海上飘过来的几艘炮船打的粉碎，至今我们也很难说，准确地找到了一个平衡的支点。
　　 事实上，任何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历史变革都会给当地的民众心理带来强烈的影响。鸦片战争便是这样一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它甚至穿过了历史的烟尘，直达我们今天的心理。
　　 当一个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被确定之后，社会的心理状态随之也被确立了下来。对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儒学来说，虽有糟粕，但更为重要的是那闪烁于历史长河间的如宝石一般的精华，它的许多道德观、价值观，至今仍被我们延用。它的文化意义也日益为世人重视和重新评价。在其二千多年的发展中，虽有不断地阐发，修正的声音，但它对民族心理的影响从根本上始终未出其右。
　　 三、关于沟通
　　 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关于电影与电视的区别，是自有电视传播以来便一直为业内人士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始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于是，在新世纪到来前美国有关机构便作了一个关于电影与电视到底区别在哪的询问调查。当然这种询问是对这两个貌似孪生的媒介尝试性的探讨。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在从世界各地返回的问卷中，组织者竞选择了一个七岁小学生的答案：电影里的人自己和自己说话，而电视里的人是和外边的人说话。就这么简单，一句话终结了业内几十年的争论。更重要的是，通过那位孩子的双眼我们看到了电视传媒的根本属性——沟通。
　　 作为大众传播的电视媒介，它的受众涵盖了所处社会的不同文化层面和不同经济阶层。因而特点各异，心理状态也不尽相同。总体说来一般都具有：求新、求真、求知、求进、求近和求趣这六方面的心理需求。其中前三项为基本要素，我将它们比作火车头，只有与后三项属性功能——车厢，挂起勾来，才真正具有传播意义：
　　 求新（新鲜的事物）　　　　求进（互动的沟通）
　　 基本要素求真（客观的内容）求趣（有趣的技巧）属性功能
　　 求知（先进的文化）求近（贴近的方式）
　　 由此图我们可以看出互动——沟通，不但存在于我媒体与受众间，也是媒体自身在传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方式。基本内容要素，无需多说，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根本属性——沟通。
　　 在我国无论是对于电视传媒还是电视受众沟通都是十分迫切也是异常艰难的。如前文所述，在二十多年传统文化的浸染下，人们的传统心理有一种半封闭内向型的状态，这种心态使得交流与沟通变得十分有限，传播也成了在没有回声的旷野里的呼喊……，渐渐地在人们似乎习惯了这样的传播形态后传者也堂而皇之地坐进大宝，颐指气使地向它的受众们发号施令。在传者眼中受众是无差别的，而在受众心中大约也是这样。用“沉默的螺旋”理论来说，此时这种无差别的单向传播或许是实现了传播价值的最大化吧！然而受众毕竟是有差别的，内向型心理也是丰富而多彩的，它们渴望着渲泄更渴望着沟通。换句话说，由传者单级主导的传播世界已经不存在了。传者以百米跑的速度冲下神坛要拉近与受众的距离，仔细看个究竟。
　　 沟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谈话。这种在西方传播世界里最为惯常的节目样式，象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了中国的电视荧屏上。所不同的是，在我们营造的谈话现场，在面对面地进行沟通时，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交流需要语境。当人们被有次序地安排在昂贵的聚光灯下，心里默背着交流的步骤，耳朵里听着一个又一个镶嵌着华丽辞藻的问询时，面对面的交流也成了法国宫廷里的社交晚宴，雍容华贵但却了无生趣。这样的沟通让人感到忧心忡忡。沟通是一个“隔阂”消除的过程，我们不知道最终会看到什么，但正是这种期待吸引着人们重复着这一过程。而在一个被预设了的谈话中，人们很难看到被消除的隔阂。事实上在上面那个场合中，具体的谈话形式和谈话关系已经成了一种僵化的、被迫的关系。谈话失去了它的语境，沟通便可能失败。这倒让我忽然想起了CNN里那个可爱的“小老头”——赖瑞金。还有那著名的“炉边恳谈”，虽然不是面对面，但却创造了人类沟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交流的语境还表现在输出与输入上的一致性。以谈话为例，就是“说的清楚，听的明白”。因为即使再美妙的音乐，如果送给失聪者，那也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或许我们从符号学的角度更能清楚地了解这一问题，在符号学者的眼中，传播的过程实质是一个“编码、解码”的过程。传者将不同的信息符号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组合，打包——编码，然后传递给受众，受众要消费这组信息就必须解包——解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产生信息消费，必须做到编码与解码的对等（一致性）。与传播一样，交流与沟通（传播的实质就是交流与沟通）也需编、解码。所不同的是沟通在对于“码”的处理上，不但要追求一致性，还需要相容性。
　　 在电视传播机构，交流不管以何种方式出现，交流的中心都应该是对方——受众。围绕这一中心，我们有机会看到传者第一次躬下身子仔细地打量对方；有机会看到依据受众的解码方式和能力而编写的新码；有机会看到包容了差异性之后的相容性。一致性的“码”在相互之间平衡地穿梭。
　　 沟通是思想和心灵的交流，以受众为中心的沟通，后背所包含的是一种关怀的心理和文化价值观的对等。对于后者来说，在不同的受众层面，显现出不同的巨大差异性。尽管你可以努力地消除它，但你永远无法真正地做到一致性地融合。不过我们清楚地知道因为沟通，我们的思想曾在一起舞蹈，我们的心灵曾在一起歌唱。差异性使沟通产生了意义，沟通让传播循环而生。
　　 四、接近性与趣味性
　　 受众的心理活动并不是独立章节的排列，而是一个融合的多面体，只是在不同的需求下，表现出各异的面来。接近性与趣味性，实质也是沟通话题的延续。从上一节对于受众六方面心理需求的罗列，我们知道，实现传播价值的最大化需要基本要素与属性功能的联姻。接近性与趣味性就是实现这一价值中最具活力的因素，也是受众心理中最易接纳的因素。
　　 如果说沟通是以受众为中心的相互靠拢的过程，那么接近性便是达成这一心愿的桥梁。没有沟通无须接近，相反没有接近性也无法沟通。惯常的方式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用商业行为来衡量。在这一点上，广告业里有一句名言叫“如何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是的，“如何”二字大有学问，，适合的方式，适合的切入点，可以使双方走到一起握手、干杯，甚至达成交易。在一定意义上，传播也是一种商业行为，需要完成信息的交易。接近性和趣味性就是对适合的切入点及适合方式的选择。
　　 传统的中国人在接受事物上，是十分挑剔的。什么“道不同不相为谋”，“话不投机半句多”等等，从这些简洁的为人处事信条上，似乎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认同上的文化差异性，然而当我们仔细地品味一番，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所折射出的是一种优势的文化价值观。对于中国文人，人们喜欢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来概括他们的二重性人格。在这种人格榜样下，文人们可以以苦为乐但不大会采取以积极的态度去拼搏人生（这又印正了他们被动、从属的心理状态）。他们恪守着自己的价值观，无论内心有多么汹涌的波澜，依然一付平静而高贵的姿态。犹如那垂钓于渭河边的姜子牙，等待着文王的驾临。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在今天仍然普遍地存在于中国文化阶层。例如：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可以被改编成影视剧，但却拒绝在自己的屋里摆上一台电视机；有些演员，可以拍剧，可以演戏，但却一次次地回绝了电视记者的采访；甚至有些导演宁可高挂导筒，赋闲在家，也不屑于电视剧的创作。这大约是如今的电视媒体里的确存在一种趋之若骛的喧闹与浮躁吧。不与之为伍是清高者的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事可做……。
　　 热爱生活、热爱沟通应从尊重对方心理开始。曾执导了《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等电视剧的我国知名女导演李少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很多电视剧里的情感处理都是根据现代人的情感去考虑的。《大明宫词》里用现代人的思想去演绎了一个历史的故事。《橘子红了》则掺杂了许多现代人的情感。如果纯粹翻拍历史，亲切感和共鸣性不会有那么强。「3」是的，就象中国的老百姓并不在意美国的天气一样，谁又会关心与自己生活无关的事物呢？从思想与情感上与受众来接近，李少红选择了沟通心灵的最有效方式。
　　 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十分注重乡土观念，无论你走到哪里，“它乡遇故知”的期盼与“落叶归根”的情怀始终会萦绕在你的心头。从这个角度来看，地域文化和人际关系应是接近性的一个不错选择。中国文化中的乡土观念，是带有“家”的色彩的。家庭的关系向外延伸形成家族，再延伸形成村镇，一直可以延伸到某一地区，甚至整个社会。这象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网，不管是老乡、同学还是同事，他们都彼此关注着，互为兴趣点，只要牵一发，便会动全身。当然，来自核心的震动永远都是最剧烈的。
　　 接近是一场有代价的冒险，因为我们不能确定的东西太多。就象在一扇门前，我们不知道是应该敲门还是推门，我们思索着被主人接受的方式。似乎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答案，先前还是倍受关注的热点，转眼就可能成为过了档期的老片，不再有人问津。动态变化的受众心理，时常会让传者想起那句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看来喜新厌旧注定要成为困扰我们的难题。在传者眼中趣味性也成了绞尽脑汁的最无趣的工作。这一点对于吸引了众多年轻受众的电视传媒来说，感触颇为深刻。老实说有谁能真正地把握得住年轻人的心理呢？但这并不意味着电视已经从上宾的位置沦落为小婢，只有等在门口的资格。我们无法判断最后的结果，但我们清楚地知道，不对等的差别是接近的最大障碍，只有平等才可以使双方走到一起，最终达到沟通。
　　 五、当温饱解决之后……
　　 孟子曰：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对艰苦劳作的鄙视。人们将所有的理想都寄托于“功名”上，憧憬着一朝金榜提名时。那些被迫于以苦为乐的学子们多半也不过是无奈下的自嘲，他们崇尚的是时来运转。就连务实派也不过只是觊觎着“小富即安”。然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人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篇章。千百年来在生活中所形成的价值观，被“温饱”解决之后彻底终结。
　　 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的价值观是由商人来决定的。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我们对许多事物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价值观变得不再那么唯一，那么虚无。被唤醒的个性在清新的空气中自由地舞蹈，努力地展示着最与众不同的姿态。崇尚自我，崇尚奋斗，讲求现实，追求成功成为这个开放国度里新时代下新的人生价值观。一时间名人自传，创业须知，我们的眼中耳中塞满了五花八门的成功宝典，不由你不心猿意马，就连睡觉恐怕也几回回梦回南柯了。要想成功就得务实，人们可能变得现实了，甚至功利了，然而对于那颗被唤醒了个性的心灵来说，又如何甘心蛰伏在那冰冷而无情的现实之下呢？一个关于自我关于英雄的梦始终没有泯灭。
　　 有人戏称电视是一个可以造梦的地方。是的，工业化时代有一个特征叫标准化，它可以促使过去只有少数人享受的利益，现在大众也可以分亨之。电视就是这样一个在工业时代里被普及了的事物，在信息时代中，它的话语权正在被更多的人享用。电视以其独具的魅力和无可争辩的优势走入我们的生活，融化为其中的一份子。勿庸赘述，电视深深地影响着今天的人们。当施瓦辛格、李连杰等一批批英雄式的人物不断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时，人们意识到造梦的时代已经到来。“英雄”这一带有迷幻色彩的形象，在受众心中被一次次地玩味着，若实若虚，仿佛自己就是那个端着机枪要“拯救世界的终结者”，当然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次次犹如太空漫游一般的旅行中，那个梦实现了。“圆梦”不只是私下里在心中达成的秘密，电视话语权的延伸让信息时代的中国受众看到：“美梦也可以成真”，谁说造梦是明星的专利，受众也要登上这炫烂的舞台，并不甘心只做一名看客。平静的心里又起涟漪，要找到新的平衡。
　　 民众的心理始终是与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的。对于逐渐强大的中国民众来说，渴望民族的自豪感是一种普遍的心理诉求，这一点在电视受众中表现得更为直接。这一方面，美国的影视传媒是深知其理的。一部部高扬“星条旗”的影视剧，满足了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民众的“主人公”心理。也就是说，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受众的心理诉求通过银幕形象完成了统一。仔细想来，你会发现，这里没有什么对与错，只有需求与满足的双方。需求已是客观的存在，满足便是提供方愿否的事了。老实说，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受众心理是有落差的。
　　 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我们的生活逐渐地呈现出舒适化的特点。人们开始追逐生活的品位，试图尝试一切新鲜的事物。这种心理态势正在被商业化的气息催生的复杂而多变。当人们从一种繁重的生活状态中解脱出来后，必然也会伴生出一些多余的精力或者叫多余的能量，这是普遍的。就如同做买卖的商家大都会扩大投资领域一样，对于这种“多余”，人们往往也在寻找着它的释放空间。了解外部世界，中国民众应该感谢电视，通过它人们看到了精彩的大千世界，通过它人们也在寻找着别样的生活话题。我们不能说电视完全左右了受众的生活，但应该承认受众心理活动已与这小小荧屏紧紧地相连了。一方面喜欢运动、娱乐的受众成就了电视丰富的色彩，另一方面，电视通过运动、娱乐的节目也排遣了受众多余的能量。如同和了水的泥土，说不清谁成就了谁。
　　 走进商业化的时代，显然我们并不老道，快速的节奏和无处不在的竞争，让每一个人的心理都产生出了一些不安，人们好似又回到了“抢购风”，只顾向前去，生怕慢了脚步落个双手空空。更糟糕的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心理变得愈加不安。老规矩行不通，新标准说不清，人们的心理犹如脱了骨的扒鸡，一时难找个支点，“空虚”成了对其最妥帖的描述。因此，追求刺激与新奇自然成了电视受众与电视传者的乐此不疲。当然，事情远非这样简单，正如有人预言：今后的社会，解决心理的挫折问题将远胜于解决温饱的问题。看来，我们与受众间的心灵之门才刚刚打开，那门里的世界或许我们还根本就不知道。好在，如开篇所说，我们已步入了一个转业化的时代，有了一些专门的受众调查公司，虽然他们从事的还只是一些收视率的调查，与真正的调查研究相去甚远但我们相信这一天的到来并不会太久。到那时如果你还是一拍脑袋告诉别人“察已可以知人吗”，那一定会被别人笑话的。不过到了那一天，我们或许会大吃一惊：我们的传播到底被谁影响着，我们的标准又是什么？唉，谁知道呢？杞人忧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