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应重塑职业伦理挽救信任危机

秋风近日，北京同仁医院医生被砍案发生后，该医院全体医生、护士举行了一小时的罢工、示威活动，打出“还我尊严”、“给我安全”的口号...
      
      
秋风
近日，北京同仁医院医生被砍案发生后，该医院全体医生、护士举行了一小时的罢工、示威活动，打出“还我尊严”、“给我安全”的口号，这是近年来医患矛盾的集中爆发。长期以来，逐渐被污名化甚至妖魔化的医生群体，发出了维护自身尊严与权利的呐喊。人们不禁要问：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医生的患者，与一向具有“悬壶济民”之誉的医生之间的关系，何以如此紧张，以至于拳脚、刀棒相向？
人们找到制度上的原因，比如《侵权责任法》不恰当地扩大了医疗赔偿的范围，诱导患者随时起诉医院。不过，这一制度最多只是让紧张的医患关系火上浇油。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于双方之不信任。过去十几年来，双方的信任逐渐流失，而造成这种流失的原因，则相当复杂。
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公立”医院，实际上是两种体制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混杂在一起。
首先是计划体制。所有公立医院的基础性管理制度，都是按照集中计划体制的逻辑建构起来的，其典型特征是高度行政化。行政主导的管理体制剥夺了医生的职业自尊感，哪怕是技术权威，也得服从那些占据着行政管理岗位的无能者的指使。这种体制也必然导致医护人员的医疗伦理的流失。权力趋向于使人们的心变得冷酷、生硬，使医护人员只关心自己的得失，对于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行政化官吏也会诱发医院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医护人员倾向于将内部的恩怨转嫁到患者身上。
行政化医院体制，也带来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目前的医疗服务价格结构，呈现出明显的资本重于人力的倾向：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项目价格偏低，如诊疗费、护理费、手术项目价格等，医务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技术价值和职业风险得不到应有体现。这样的收入让医生们很难具有职业尊严感。而一个丧失了自尊的人不可能是负责任的人，也很难具有关爱他人之心。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没有解决行政化问题，倒推动医院走上畸形商业化轨道。经过这样的甩包袱式改革，公立医院基本上成为一家自负盈亏的服务类甚至是药品零售企业。医院主要靠提供医疗服务和出售药品获得维持其正常运营的收入。这种机制的直接后果是医院在运转过程中过分注重经济收入。在扭曲的商业化经营体制下，医院中所有人的角色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转换。医生淡化了治病救人的意识，而强化了创收的职责。
这一点，乃是医生的社会形象在患者、公众心目中跌落的主要原因。医院一旦强化商业性，让医生充当赚钱机器，医生的职业道德也必然逐渐流失。今天，人们也确实看到，不少医生采取各种手段谋取灰色乃至黑色收入。这种收入比例相当大，从而医院内部各部门之间、医生个体之间的收入不正常地拉大，这种格局对所有医生的心理产生巨大负面影响：那些享有较高收入的医生必然会傲慢、自负，那些收入较低的医生则会消极、愤懑，乃至于怨恨、绝望。而所有这些情绪都可能宣泄到患者身上，从而让医患关系日趋紧张。
当然，医患关系之紧张，绝不只是医院、医生单方面的责任，患者及其亲属对于医生的恶意猜测同样要承担责任。而这是整个社会群体心理趋向病态的一个典型表现。有人赞美说，这个时代的患者具有了权利的观念，诚然。但是，如果缺乏人际间最基本的信任，权利观念所催生的必然是只关心自己、根本不管对方的独占意识。在大量的消费场所，人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消费者拿着钱，对服务人员颐指气使。
中国相当多的患者及其亲属都有这种独占意识。他们相信，既然自己出了钱，医生就有义务给自己治好病—医生当然做不到这一点，这是由医疗的性质所决定的。但具有独占意识的患者及其亲属却根本不准备理解这一点。他们立刻怀疑，医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一旦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会没完没了地与医生、与医院纠缠，双方关系日趋紧张。最后，他们很可能对医生使用暴力，而他们依然觉得，这是在主张自己的权利。
实际上，医生社会形象之跌落，绝非个案。过去十几年来，首先是官员的形象一落千丈，由此引发官民矛盾，两个相互刺激。教师职业的社会形象也与医生几乎同步跌落。最近一年，慈善事业的社会形象也急剧恶化。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医疗领域相似：行政化主导下的商业化消蚀教师、慈善界的专业精神，公众的独占意识也恶化自己的情绪，不信任让双方走向相互怨恨。
恢复正常医患关系，恢复正常的专业人员与消费者关系的唯一出路是重建社会信任。这是一个社会维持正常运转的前提，对于医患关系而言，更为重要。因为，医患双方是因为健康和生命而走到一起的，这最容易引发人们的本能情绪。如果没有信任，这种情绪就会不受节制，肆意泛滥，冲击正常的合作、交换过程。
那么，如何恢复信任？从最深层说，这是一个社会精神学问题，是一个价值观重建的问题。因此，医患关系的根本改观，有待于社会整体上完成精神疗救。当然，专业界应当自救，就是强化职业伦理。医生、教师、律师、会计师等专业工作者相对于消费者而言，拥有巨大的信息优势。职业伦理会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抑制他们面对消费者的骄傲，让他们在提供服务时自律。没有这种伦理约束，双方关系必然走向不信任，而令整个专业团体蒙受损失。
但各个专业领域的现行制度安排，即行政化与商业化，不利于职业伦理之养成。因此，要改善医患关系，医院就必须“去行政化”，同时“去商业化”，也应当职业化，也即，引入医生自治机制。即便不能进行这样的改革，也应当大幅度提高诊疗、手术服务的收费标准，增加政府拨款，抑制医生谋利的激励，让医生有职业的自尊感。专业人员树立起职业自尊，有助于其养成健康心态，减少医生的灰色操作，这是赢得患者信任的第一步。
作者系知名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