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视角认识及反思班组建设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普遍是将“政”与“治”分开使用——“政”主要指国家的制度、法令、秩序和权力；“治”则是指管理和教化民众，也指实现安定的状态等。由此形成中西方文化对“政治”及“政治活动”具有不同的理解与指向：西方文化所体现的“政治”是从城邦生活中公民权利开始，自以为“是”的“从下往上”规范政府的“应当”；中国文化所体现的“政治”是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王道开始，自以为“是”的“从上往下”规范民众的“应当”。然而，“政治”及“政治活动”在中西方文化中却始终存在一个共同的哲学意义上的“应当”基准点——“公平、正义”，在“现代政治”及活动中则叠加了“自由、平等”。所以，政治从本质意义上说是人类追求“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价值及权利的过程。
　　从政治视角认识班组建设：班组建设及活动是中国政治的产物，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马克思消除“资本剥削、劳动异化”，人人都“拥有获得和使用社会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从而能在“自由劳动”过程中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与最高命题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我们沿着班组建设及活动的代表人物马恒昌，1950年4月11日在东北总工会生产部长联席会上的讲话来认识这一问题。
　　马恒昌说：“新中国成立以后，去年（1949）4月时，我的思想还是很落后的，‘都说共产党好，究竟好在哪里呢？’当时我就转不过劲来。可是这种思想怎么转变的呢……时常就拿现在比从前。就拿厂长说吧，国民党时候的厂长，一个人娶好几个老婆，要穿西服，工人上班是早上8点钟，他最早得10点钟才来，不到下午1点钟又坐汽车走了，一天就是吃喝玩乐……工人呢，连豆饼都吃不上。可是我们现在的厂长呢？有一次我亲身到厂长宿舍看一看：一间小屋，一个小炉子还直冒烟，孩子穿的不比工人孩子强到哪里。我想他一个厂长为什么这样吃苦呢？难道他不会享乐吗？我这才了解，共产党是完全为国家为人民、为工人阶级干事的，他们是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和国民党是根本的不同。我们工人阶级确实是翻身当主人了！我的思想这才转变过来，自己想应当用工作事实来表现我们工人翻身……可是我想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那就必须团结全组才能做好工作，我就经常跟他们讲工人当主人，生产为自己的道理。”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就是人类互动行为的结果，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马恒昌的讲话告诉了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班组建设及活动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对“社会价值”重新进行“权威性分配”后，使中国工人对自己个人权利、权益的价值及价值比较具有新的认知开始的，进而从“个体”权利、权益的取得到“群体”权利、权益的建设，在“自由劳动”中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就是说，班组建设及活动的“互动行为”是先产生“个体”的权利、权益，后才产生“群体”的权利、权益，走的是一条近乎西方“从下往上”的“政治”路径，由此才在马恒昌小组的工人们中产生如此社会效能：
　　青年车工赵连科家穷得地无一垄，土地改革给他家分了土地，刚生的儿子还在月子里也顶个人头分了三亩地。他心里感激共产党，生产特别卖力气——负责车六零炮方向机和高低机的螺杆，新中国成立前，一天车一二个交差了事，现在他抓紧时间一天能车8到9个。
　　车工徐景荣是个孤儿，十一二岁就进纱厂做童工，—次昏倒在地把门牙都摔掉了，流得满地是血，人家怕沾包，立刻把他辞退了。他流浪街头，睡门洞子，受尽煎熬。后来经人介绍进兵工厂学车工，也还是挨打受骂。解放了，翻身当了主人，病也好了，干起活来像一阵风．上厕所来回都小跑，在车间里传为佳话。
　　从政治视角反思班组建设：以上事例说明了班组建设及活动的政治“因果关系”——原因是以马恒昌为代表的中国工人“个体”进而“整体”的权利、权益价值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结果是工人们在班组中努力“自由劳动”，从而使之逐步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据此，马恒昌小组的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全员自主管理”“技术改善活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等即班组建设及活动，都是以上“因果关系”派生出来的活动样式，如果没有以上“因果关系”也就产生不了如此的活动样式。在这里，我们可以推理一个这样的认知——“人”不仅是班组建设及活动的主体，更是班组建设及活动的目的，因为它是由人的“自由劳动”从而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产生的，也必然是为人的“自由劳动”从而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服务的。所以，推进班组建设及活动的关键点与落脚点应该是“人”自身及自身建设，而不是在班组建设及活动的样式上。
　　然而，从学习、宣传和推广马恒昌小组经验开始起到现在60多年来，站在“人”的角度对班组建设及活动产生的因果关系，从来没有进行过理性分析与研究；在推进班组建设及活动的过程中更没有将着力点放在“人”及自身建设这一“因果关系”上，而是直观性、功利性地落在这一“因果关系”派生出来的活动样式上。例如：在1950年4月15日《劳动日报》社论“提高质量完成任务——学习马恒昌小组生产经验”中就谈道：“沈阳机器五厂出了个马恒昌小组，它的好处就在工友人人自觉，拿出主人翁的态度，对国家负责，经常保证产品质量，提前完成生产任务，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大家想想，若是全东北工厂的每个生产小组，都能自觉地想办法，保证不生产废品，又提前完成任务，会给国家增加多少财富，减少多少浪费。学习马恒昌小组，最重要的就是抓紧这个目标，提高质量，完成生产任务！”
　　这篇社论忽视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马恒昌小组的工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问题的本质是因为“主人翁”的社会价值及社会地位，马恒昌小组的工人真正感觉与体验到了，才具有实际的意义与行为。如果“主人翁”的社会价值及社会地位工人没有感觉到，但又强加在工人身上并以此为由规范工人的“应当”，实质上反而失去“主人翁”价值的本质意义，因为“主人翁”价值的本质意义是“人的自由意志能支配着自己的劳动”。所以，“社会价值权威分配者”要求工人学习马恒昌小组的经验，落脚点应该在“因果关系”上，使工人真正产生“主人翁”社会价值及社会地位的情感体验，从而在“自由劳动”过程中创造效率。“社会价值权威分配者”自以为“是”的“从上往下”规范工人的“应当”，其结果是与“社会价值权威分配者”的意愿相背离，60多年来班组建设及活动的实践发展证实了这一点。
　　解决之道：“公平、正义、自由、平等”人类可能永远追求不到，但又必须追求，这是人类理性悖论的“绝对命令”。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与最高命题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应该是中国企业班组建设及活动的最终目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告示，代替旧社会的崭新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据此，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的历史使命应该是将中国企业的班组建设及发展方向打造成中国工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落脚点在“人”及人的自身建设上，从而使中国工人在“自由劳动”中创造效率，最终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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